天下诸事，无非学问二字，天下诸物，无非学问之物。人之异于百兽，因为有审美，因为有知识，因为好有学问之道可行可走，方能进化。故世界文明之文化，如犹太文明、基督教新教文明，无一不重学贵学，太过于贪念强权、迷信强力而轻慢学道的文明，往往昙花一现，不可持久，如盛极一时的蒙元帝国、奥斯曼帝国乃至纳粹帝国和苏俄帝国。故而，学问之道，不特乃一国之根本，也是一种文明的基业之道。故而，万年之邦，宁弃带甲百万，不弃一国之学问，宁弃黄金亿万，不弃一国之学道。

　　世界古往今来，学者无数，治学不辍，才有人类极大丰富的知识体系。有学则无类，经天纬地，天文地理，数字算法，声光电磁，自动化，互联网，核物理，转基因，走兽爬虫，花鸟飞禽，人情洞悉，世事达练，一门一科，皆为学问。学如种子，置身不同的土壤，开出不同颜色的之花朵。诚然，但凡一国之学问，皆是因一国之情境所生长。这世界上，每一个文明古国，无不以自己所拥有的学道、学统为自得，希伯来有希伯来的学统，泰西有泰西的学统，印度有印度的学统，中国亦有中国的学统。

　　论中华传统之学统，非儒学莫属。就地理志而言，与两河沃野之于苏美尔、犍陀罗之于印度相比，在中国这个东方世界里，商野周原皆是九攻之地，并非寰宇所馈赠的最好的文明摇篮，全赖华夏民族全球独一无二的坚韧之心性，乃得延续胞嗣。华夏所统括之中国，地很大，物未必尽博，南北东西，多有不均。不均者，天下力争之祸根。华夏族事农耕久，轻于通商，国运兴衰，皆望天收。千百年来，举中国之力，无非两件大事，一是要抵制华夏的内乱，二是要抵制北方蛮族的入侵。故而，中国比任何一种文明更需要一种柔性的标准化文化，以结成大联盟，达成共识。历史的结果就是，历代以来，华夏文化的“标准化”工作，都是由儒学来承担。儒学与国人之互为表里，即是华夏人塑造之儒学，亦是儒学之塑造华夏人。

　　儒学因人之需而立，关注人事高于外物。中国学术儒家流变，长于伦理学，归于道德学问。此种学法，对于人格塑造，有先天之判，后天之功。儒藏诸说，始终萦绕着朴素的自然观，塑造对应的人格力，以形而上学，或者辩证法看，未免有主观之讥，但直抵现代之后，未尝不是对泰西哲思所过度依赖的格外物的一种补充。泰西的进化论动辄强调物竞天择，儒学在中国之流变，何尝不是天择之。

　　何以儒家如此关注立人之事？盖董仲舒云，天地万物莫贵于人。华人力主人和而天下太平，诚有以也。华夏，远东之孤势之文明。中原，亦是九攻之地。与近西、远西相隔最高之原，最阔之海，小世界里尊于一神者，必有灭顶之祸灾。在小世界里，专论人事而不问鬼神，更不定于一尊，犹如今日之世界，力缔结和平之公约，而不求信仰之一统，实在是上智之取，非中国之境况而有中国之学道。

　　或曰，重立人而轻一神，纲常有，岂不因人事之变数而沧海桑田？盖国学之精妙，由人起，由社稷终。此所谓社稷者，几近于近日之社会也。儒家不立神明，不逐仙佛，但有圣贤。圣者，大德大贤也，世所公认的良好榜样也，即便不能完全成圣，也要趋之，从之，效之。圣人虽不世出，也无有神秘的色彩，亦不强求人人皆是如此。圣人之外，有君子，有贤人，有德者，有鸿儒，有良绅，有豪杰，有义士……但凡“仁者”、“义者”、“礼者”、“智者”、“信者”，皆是社稷之栋梁也。儒以学统，不以教统，故而，多件儒者博通道佛诸义，鲜有佛门子弟堪为大儒的，理在此也。

　　新文化运动中，有现代的“赛先生”之辈诟病儒者，曰孔家店，曰礼教吃人。殊不知，儒家立人，倡其大略而已，格人性，甚至不如基督原罪之一二。儒家不喜欢人把自己看得太清晰，看得太透，细致的人性论、思辨哲学气息过于精细的伦理学、精神学和心理学等等。在儒家学说面前，显得有点迂阔之谈。原因在于，儒者力仁，自知不足，不轻言断他者。于未知之人性，儒者以“善”言之，视之有德，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此无罪推定也。与佛教的五蕴皆空、天主教人皆有罪的推定不同。仁者爱人，几近新教的倡爱论。

　　更有一点，儒家的善恶概念是模糊的，并没有西式的逻辑学参与，始终保持着天人合一的直感世界，虽然有后期程朱理学的补充，对人性之恶最低要求，也仅仅是止步中而庸之则已（在我看朱子的《大学》乃是写给君子看的、《中庸》写给常人看的），依旧有一种理性前期的混沌。儒者看来，善之为善，恶乃未曾足善而已，故而王阳明有“人人皆圣贤”的信心。故而儒家的世界里容易造成极端，一方面圣贤对自己的修身养性有极高的标准和要求，以恻隐与谦让为纲骨，注重培育人情之社会，简而言之，就是好人愈好。另一方面，不以儒家精神为灵魂的人往往表现出非常极端的人格来，比如历代帝王、权贵乃至那些造反的乱臣、盗贼之纵欲、嗜杀与残忍，也是令人瞠目结舌的。若无天堂，无惧于佛说轮回者，人间就是活地狱。

　　故曰，儒之为主流，有容乃大，此为学统之优长也。儒能融道佛，儒之于道家，取其超凡、清逸的人生观，儒之于佛家，取其修证的功夫。故安不能与基督教文明取其长，昔者，多明我派教众咸至中土，固以其传教为大，却足以为鸠摩罗什、达摩、真谛、不空等僧众西来之盛举并。或如利玛窦利子之皈依儒家，调和西儒始，南怀仁、汤若望等西教儒者辅国，何有损儒学之发展焉。明儒徐光启之皈依天主教，亦并不为世儒所惊怪。

　　东西交流非今昔之起，守旧与开新，从来不是儒学在今天才遇到的问题。有儒流世变，乃有华夏文化之生生不息。原儒时代的倡仁，汉儒时代的敬天，隋儒时代的通达，宋儒时代的尚理，明儒时代立心，晚清儒家的采气与事功，民国儒家的维新，当代新儒家的重开天地等等。自晚清大儒曾国藩先生倡议采西气补东气以来，中国文化这个小天下，已经无可阻挡地为世界的大潮流所改变。曾国藩先生所见的儒家重开天地，也在民国之后得见其功，何以？盖今日儒学之全新生机，乃在于将学道与国家学说相剥离也。

　　自大一统后， 儒学作为国家学说，其功在于最低限度的“标准化”，最大限度打造的华夏共识体，虽云经天纬地，总以泛泛为原则，且不以器道为重。盖有以仁治、以德治国、以孝治国、以理治国之概论，屈身以就帝国机器的之物用。一朝帝制不在，君臣之纲常不存，西制引入，以法治国，公民共和。儒学得以下野，则无限之轻松、无限之自由。虽不做帝王师，亦不为帝王臣，故民国以来，儒学之发展，旷古未有之良辰也。

　　有一时之学，也有百世之学。虽然现代学界，携欧美之学道非议儒家甚多，儒家亦诚有万千不足——如黄仁宇先生说中国所缺者，对数理的理解与运用（“用数目字管理国家”）。但告别帝制之后，儒学不死，依旧且行且远。权力如龙，学道如海。以易证儒，飞龙在天，战龙于野。唯有归于野，儒者方能端居天下，以延学道。今日儒家中人，有念念不忘庙堂者，实非儒学之福，乃是重归歧途也。儒者教化为己任，以官权附义，去真存伪也。凡近世大儒，熊十力、马一浮、梁启超、钱穆、章太炎等等，无不快意于江湖，乱世而不辍其志，立德立言于漶漫儒流。与历代前贤相比，皆圣人之质。诚因大儒陈寅恪先生之言，其必曰：独立之思想，自由之精神。

　　今日儒者海滨邵贞元先生，励志行鸿儒之故道，继以先贤之志，讲学传道，授业解惑，呕心沥血，欲为世儒传衣钵。古之儒者，多专注于立人之学，邵先生也不例外，修身养性，正己安人，自不必赘言。邵贞元先生之学术，既务细致，也喜磅礴。自师从朱季海老先生后，以小学入门径，以经传解世惑，经年累月为功，传经启蒙，勤苦以砥砺诚心。其著作煌煌，令我赞叹。如无诚心在，学说和妄言仅仅一步之隔，真理和谎言也仅仅一步之隔。近日，多有人号称要复兴传统之学，吾常以贞元兄镜之，安能诚心如此乎？

　　邵贞元先生与我相识良久，自相识以来皆以学辅德，以知致行，十余年间，未尝有一日断。此我与贞元先生同守之志也。在最好的时代，我与邵兄同居陋巷，长聊古往今来之学，其中致学之乐。彼时，我们互相能分享的，只不过是一瓢饮，一箪羹而已。彼时，贞元先生专注于西方的经营和管理学，所获甚大，著作迭出，并累有盛誉。国学二字，何其之遥远哉。我自负中文出身，习诗文甚早，读古书不少，并未可得知不日，贞元兄长进如奔流不止。足可见证，有志于学者，不需要问出身门径，不需要超人之智，但执有恒心，努力为之，明德正心，则无大过，定有得矣。

　　《选集》凡五卷，集贞元先生讲解儒藏十三经之讲义，易学解释，部分经典的注疏，人学大纲，学佛笔记等。志学为证，大道不隐，是为瑰宝。读者虽未必尽归儒门，斯仁之至，不自仰止景行。微邵子，吾谁与归。是为序。

　　2015年1月5日

　　于海滨寓所